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钞。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去请苏联代做？一批已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，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。
我国第一套人民币自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起发行，由于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、制版、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，因此缺陷较多。主要是内容繁杂，主题思想不突出、不明确，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，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、名胜古迹等等；钞票种类多，面额种类差别大，最小面额为1元，最大面额达50000元；单位价值较低，纸张质量较差，券别种类繁多，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，文字说明单一，票面破损较严重。印刷技术各异，从石版、凸版、胶版、凹版到胶版、凹版套合均有，油墨、纸张就地取材，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，有的钞票相当精美，有的比较粗糙。从整体上来说，防伪性能较差。
1952年4月初，为了健全货币制度，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，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开展。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，只好请“苏联老大哥”帮忙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亲赴莫斯科，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。随后，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，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。1953年2月初，中苏双方就钞票印样、数量、交货时间等事项签订合同。
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全过程。档案记载：“张大使(向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)申明：系受总理委托而来”。
张闻天大使曾对兹维列夫强调：“由于我东南边疆，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，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。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……要像卢布5元、10元上的花纹那样好”。
最初，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、50元、10元、5元四种，总金额位40亿元。7个月后，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，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，提出钞票票面“采用不超过3元和5元的票面”。兹维列夫表示，钞票面额改小，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，印钞工作量将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。
当时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：“政府曾再三考虑过……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”。
国内也为印制新钞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，包括国徽、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，套花画样，民族大团结、石雕和敦煌照片，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、钞票样本、规格尺寸等等。
一年半后，1954年4月12日，张闻天大使向苏方提出了“新印10元券20亿元，计2亿张”的口头请求，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。
1954年10月，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，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10元券外，还解释：“设计稿样须重新设计，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，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，亦请考虑”。照会还增加了5元券的印数为“20亿元，计4亿张”。
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，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：“困难当然有，你们有，我们也有，不过是可以克服的，算不得什么”。
最后，苏联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，其中有1.6亿张3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交货。自1953年9月底起，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列一列从莫斯科开出，前往满洲里。货物品名被写成“技术装备”，发货者是“苏联木材公司”，收货方为“满洲里进口公司”。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。
为了安全起见，交货俱在白天进行。苏联方面特别提醒：“在中国境内运送时，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”。
在新钞交接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1954年7月5日，“苏联木材公司”经理在5元券即将启运时，向我使馆诚实告白：“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，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制了95万张，因此数量巨大，故建议仍运交你方”。对于这批苏方擅自加印的3元券，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“运交我方”。
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了9批次的人民币。
在“苏联老大哥”的帮助下，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，版纹深、墨层厚、有较好反假防伪功能的人民币。1955年3月1日，苏联印制的人民币3元、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券、1元券及角、分纸钞共10券种发行流通；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。后来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起限期回收1953年版的3元、5元和10元纸钞，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。
620人收藏
